我上两期在本报专栏中用短短几十字提及中国在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，有几位运动员在第二年走上反法西斯战场，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不少人问我，这样的事情怎么过去闻所未闻？我们在荧屏一次次地看到中国奥运英雄夺得金牌的故事，有的已经看过几十次了，有的已经重复的让百姓也耳熟能详了，有的甚至不得不让人转换频道。但这样有亮点的历史事件却无人理睬。

　　我也是在查阅了一些奥运资料后得知的，我一直期盼着能有个电视专题，述说一些被遗忘的奥运英雄。但我始终没有盼到，那些以宣传奥运为己任的电视编导们也许认定，我们的世界是英雄的世界，只有他们才能主宰我们的历史。

　　其实，中国奥运的历史并不仅仅是金牌的历史。从爱国将领张学良赞助刘长春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，到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，中国健儿在奥运会上的角色是辛酸的失败者，同时也是伟大的失败者。这些凄惨的前行者，正像鲁迅先生所说，运动场上“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，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”，“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”。鲁迅先生还尖锐地说过：“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，少有韧性的反抗，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，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；见胜兆则纷纷聚集，见败兆则纷纷逃亡”。鲁迅先生一生极少评论体育，然而寥寥数语，也让今天的我们感到振聋发聩。

　　特别让人感动也已被今天的人们遗忘的是，在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奥运健儿，当他们回到祖国不久，便经历了“国破河山在”的生死存亡的关头。不少中国奥运健儿脱下运动装，毫不犹豫地参加了一场气壮山河的反侵略的战争。

　　曾经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上执法美国对加拿大篮球决赛的舒鸿，是中国篮球裁判至今没有达到的高度。舒鸿为中国争得了光荣，回国后抗战全面爆发，作为浙江大学体育主任的舒鸿带着学生逃难到玉山，他凭借丰富的经验感到日寇在上空盘旋的飞机有可能向学生的目标“行凶”，他不顾安危招呼学生们赶快逃出栖居的小楼，让学生们就地卧倒。果然日寇的飞机轰炸了这座小楼，舒鸿被学生们称为“救命恩人”。

　　更让人感动的是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撑杆跳高运动员符保卢，他成为30多名参赛中国运动员中唯一进入复赛的队员。如果不是他连撑杆跳高的器具都没有，不得不借用别国选手简陋的竹竿，他会走得更远。符保卢就读于暨南大学，由于高大英俊和充满阳刚之气，还演过电影《海葬》，在他面前是很多年轻人羡慕的幸福和前途，在国家危难的时刻，他抛弃了万众瞩目的职业而选择了一个最危险的职业，1938年他参加空军，在一次惨烈的对日空战中，献出了年仅24岁的生命。

　　还有三位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拳击队队员王润兰、靳贵第、靳桂，他们回国不久作为中国军人率部抗敌。靳贵第在安阳之役中牺牲，靳桂在打得天昏地暗的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捐躯。王润兰阻击日军连战四昼夜，负伤不下火线，在日寇坦克肆虐的时刻，他的血肉之躯与集束手榴弹一起冲向敌人坦克，用自己的粉身碎骨显示中国不会亡的气概，这是何等英勇、何等悲壮的奥运英雄！

　　我钦佩崇拜这些奥运英雄，没有什么能比国家危难时刻献出生命更神圣的了。我期盼着宣扬奥运精神的时候不要遗忘他们，而他们的确已经很少被人们知晓。